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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教研究(一) 辜鸿铭

FreshMan2020年01月09日 11:38孔子,自由,新学59

简介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

辜鸿铭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论语·学而》

        孔子在《论语》中所谈及的,绝对是出于一个真正有修养人的经验之谈。它说明,要想成为一个真正有修养的人必须要具备怎样的情神,怎样的品质以及怎样的心态。对于一个真正有修养的人来说,他首先应当对他所研究的事物倾注全部的、无私的爱。因为人只有钟情于所学,才能懂得其所学。如今人们正在肆无忌惮地谈论那已经变得声名狼藉的中国古代传统教育体制的缺陷,然而,据我所看到的孔子的经典而言,它依然是有其不可取代的优点的。


        在古代传统的教育体制下,如果一个学生可以有幸成为一名真正的受教育者,那么,他必定会是一位君子,一位真正具有良好品德修养的人。当人们热烈地谈论那些被引进到中国的新的教育体系与制度时,我则在心中对其表示怀疑。理雅各博士在谈及乾隆年间计划出版的带有注解的、由很多博学的大儒参与编纂的宏大典籍时,曾经说过:“外国人不应当小看中国的博学之士——也就是中国古代塾馆里的博学大儒们——他们自身也已证明他们对文化具有献身精神。”然而,那些新体制所培养出来的以及那些钟情于“新体制”的知识分子——例如曾参加过科举考试并高中“状元”的现任农贸部部长张謇(张謇现在也变成了新体制的主要支持者)——对文化都已彻底丧失热情,却只对铁路、采煤、石油以及兑换业务,也就是那些可以带来现钱的东西才怀有巨大的兴趣和热情。


        而那些中国古代的饱学之士,他们虽然自身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足,但却都或多或少地拥有不少高雅的情趣。他们讨厌那种大型的聚会——有茶水、点心以及饮料,在一个很大的厅堂中举行的那种大型聚会。人们从不曾听说过古代塾馆中的博学大儒们在掌声雷动、彩旗飘飘、公众云集、万人攒动的报告大厅中做报告。古代塾馆的博学大儒们只是从那些和他们志同道合的朋友当中获取快乐;这些朋友并非是故意精心挑选的,大都是从远方慕名前来拜访的人。古代塾馆的儒生们所仰慕的人是孔子。他们对孔子进行学习研究,并尽量按照孔子的学说去身体力行。可是,他们并没有意图去建立孔子的教会,也不会自己高呼并力图让其他人也和他一起高呼“孔子!孔子!”在这些古代塾馆的儒生们眼中,儒教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如同一个英国绅士在一位女士问他皈依哪种宗教时所做的回答:“一切有理性的人的宗教。”“但是,请问这样的宗教又是什么样的呢?”那位女士又问道。绅士回答道:“一种一切有理性的人对此所达成的默契并且决不用来谈论的宗教。”


        实际上,因为引入了“新学”,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在思想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孔子在《礼记》中说过:“我听说,来和学是一种美妙的享受,但是我从未听说过,去和教是一种美妙的享受。”古代塾馆的学生们所希望的只是去学习,并致力于让自己的学识和修养不断地深厚,最终臻于完美。但“新学”所希望的只是去教导别人,仅仅致力于所渴望阐释的一切欲望,去揭示他们发现的“新学”、体制、“信仰”、哲学、心理学以及宗教。假如古代塾馆的儒生们淡及“Erziehung”,他们会用“学问”二字去代指学习和探求。但“新学”体系下的学生们却将“Erziehung”的表达改变,他们将其称作“教育”,意思是指“教和育”。比如北京政府的教育机构如今就称作“教育部”(即教和育的机构),而不是称作学部(即学习的机构)。


        也许你们要问,单单一个名字又能造成怎样的区别呢?这区别就是,古代塾馆的儒生只是为了让自己的才能得以增长而学习,以满足他们自身的需要,于是他们守着昏黄的油灯,三更灯火五更眠,去学习、研究古代传统的美德和智慧,而他们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学到真正的知识,并且还能拓展胸怀,以达到华兹华斯在《远行》中所描述的那种“关于天、地、人”的境界。而这正是一位真正的博学之士应该了解并具备的知识。但“新学”体系下的学子却并不仿效此道,他们并非是三更灯火五更眠,守着油灯学习古代的传统智慧与美德,而是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拥到灯光明亮的孔教聚会大厅,向人们慷慨激昂地讲授如何建立起一个完美的儒家教育体系,或者到那些灯光明亮的基督教青年会聚会大厅去做报告,向人们讲述如何让每个人在社会公德方面如同做报告的人一样趋于完美!亨利·诺曼先生在其著作《新的日本》的某一章中,将日本称作“一个学校里的民族(意思就是好学的民族)”。但是对于“新的中国”而言,我担心,人们还无法将其称作一个好学的民族。孔子说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对新时代的中国来说,只能说这个民族兴建了很多学校,建造了很多造价昂贵的校舍,可是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别人接受教育,并非让自己真正接受教育。

        英国诗人科伯在谈及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一位布道士时,曾满怀激情地对主教说过如下的话:

            哦,你们头戴圣冕

            保护教会!可你们却没能将

            同样有力的双手放在那些

            既无法教又不愿学的人的头上!

        在当前的中国,假如一个人想要成为改革派或共和主义宗教的布道士的时候,并不一定要有个头戴圣冕的主教将双手放于他的头上,这件事是幸运还是不幸呢?这就要看你是如何看待的了。只是,因此而造成的后果是,在当今世界上,改革派及共和主义宗教的布道士早已变得参差不齐了。好的、极好的;坏的、极坏的,以及那些不好不坏的,简直就像是从北京大街上的小贩摊上买来的水果筐一样,缺少头戴圣冕的好主教的比率是十比一,乃至一百比一,他们从事监察及领导工作——这些没有任何才能的人,除去胆子大与脸皮厚外,基本是凭借运气才被人发觉,得以出头的。如今,和改革派与共和主义(也就是“新学”)宗教的那些胡作非为、恬不知耻的布道士相比,中国人尤其显得孤立无援,没有任何办法。据我所知,贫困的中国人一直到现在,还很难预见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圣经》说“就像瞎子在引导瘸子”,孟子则言之凿凿地说:“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也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在这里我想要指出的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局势,就教育来说,造成这种局势的就是如今所谓的那些新学信徒们——那些如今已经是新学的教师或将来想要成为教师的人。在这里,借一位英国诗人的话形容,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是那些根本就没有能力教授别人、并且自己也无志于学的人。


        那些中国及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以及对中国的教育有兴趣的外国人应该思考一下,对中小学生以及大学生在精神、品质以及情趣方面的熏陶,远远要比他所学习的那些实用性的知识重要。我在本文开头时引论了孔子《论语》一书中的一段话,从那里你们就可以发现一个儒生所具备的真正精神(一位君子型儒生的精神)。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这种精神:首先,他一定要对他的所学怀有无限的爱心,他才会从中找寻到真正的乐趣;其次,他一定要在和他交往的那些志趣相合的朋友身上找到欢乐,而非在有茶水、点心以及饮料的大型聚会厅中寻找快乐;最后,当别人认不出他或对他毫无所知的时候,他不会产生报怨。假如外国的那些中国以及中国人的真正朋友,牢牢地记住了孔子所说的这些话,那么,当人们请求他们在教育事业上给予帮助时,他们就会去帮助那些值得帮助的人,帮助那些具备真正精神的博学之人。在当前新时代的中国。所需要的并非那所谓的焕然一新的新学、新宪法、新帽子或新靴子,而是一种新的精神,一种真正的精神、真正的君子之道,而这又恰恰和中国古语中所说一样:

    所谓道(精神),就是让万物充满生机的东西。